“哦哟，什么年代了你还信这个的，我看是边上印刷厂的污染的呀。”大爷佝偻着背，愤怒地挥舞着拐杖，在空中指指戳戳。
大妈转头拉着杨晴又要说那话。杨晴不着痕迹的挣脱大妈的手，大妈这水是什么时候变红的？大妈激动地连拍杨晴肩膀，这水啊，我五点起来的时候就是这样了。昨晚还是好好的很正常，现在还越流越远了。
红河水像伤心的血泪一样在大地上汩汩流淌。
五点整个小镇都在睡，杨晴出门了。路口分开两条路，一条向西，一条向东。东边的路是杨晴走惯的，人多，西边的路是少人的，杨晴没去过的。
胡思乱想之际，边上嘈杂的争吵声传来。五点多钟，天还没大亮，村里里里外外围了不少人。
说来也怪，杨晴在镇上生活二十几年了，这条路却从没走过。冥冥中好像总有人拦住她，不让她往西去。年底，杨晴去庙里烧香求财，算命师傅把两块石头一摔，眯着浑浊的眼睛说，可以向西边去看看，杨晴一听彻底信服。她每天一出门都是往东去，几乎是没去过西边。今天，她是一定要一路向西的。
三天后，扛着长枪短炮的人在报纸上说，收废品的于某把装有红色染料的颜料桶放在河边，被风吹下去了。
还真是，河水越留越远了，一眼望不到红色的尽头。她俯下身子，用塑料瓶舀了一瓶子水。这瓶子血河水，在太阳下清清亮亮，哪有半点血水的样子，反倒更像西瓜汽水。闻起来也并无异味。她心下细细思量，这附近多半化工厂。一问村民，附近村民说此处没有化工厂，河和大海只有一闸之隔。
凌晨的村庄究竟发生了什么，没人知道。是谁阴险的向熟睡的村庄下手。风吱吱地乱叫，没有给出答案。杨晴一路向西，沿着血河走。好多村民都出来了，倚在门板上，坐在门槛上，蹲在门口指点江山。五步外的无纺布看着十步外的印刷厂，边上的编织袋冲着它们大眼瞪小眼。杨晴往西看，红河水还在流。
老早老早是几点？就在耳边村民交谈争吵的声听不见？就在眼前的红河瞧不见？杨晴认真起来，问“师傅，你是几点起来的？”老头明显有些不快，把麻袋重重往地上一放，“三点起来的，问够就快走，不嫌这儿臭啊。”
杨晴跟着红河走一路向西，走了很远。看见一座小山包，足有十余米高，山顶上还有零散的绿植。离这小山十余米，垃圾臭不留情面劈头盖脸，扑面而来。地上黑水横流，杨晴受不了地扶墙干呕起来。
再睁眼时，杨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河水竟是血一样的红，再看再看又好像颜色比刚才更深，更像血了。她心下一惊，二月的天身上却不停冒出冷汗来。谁的血染红的河？谁的冤魂不得安息？某某被抛尸河中，身体浮肿难辨，无人认领的社会新闻在脑里来来去去。抬手擦去额上的汗，杨晴自嘲地笑笑，一遇上事儿，自己自发自动变成虔诚信徒了，就差给这冤魂念往生咒了。
“夭寿了，可能是触怒神灵了，之前来人拆十字架，这不这么快报应就来了。”说话的大妈看起来五六十岁，神情庄重威严，不容反驳。
旁边一老头弯着腰，神态自若的用夹子夹塑料瓶。杨晴指着小山包问，师傅，这儿小山在这多久了？老头翻着眼皮看杨晴，坐在胶桶上，手上不停往麻袋里装塑料瓶，这都几十年了，我年轻时候刚来村里，它就在这儿了，怕是岁数比我还大了。杨晴苦笑，师傅，你看见没这河都成血河了。老头麻利地装塑料瓶的手一顿，瞪着眼睛看杨晴，我老早老早就起来收废品了，一直低着头什么也没瞧见。
杨晴是个没主意的，她一面不愿意相信神鬼，一面又愿意相信因果。她和和她一般大的科学主义年轻人不同，和她妈那样的虔诚信徒也很两样。她相信算命相信因果，却不相信神鬼。
杨晴越走越快，她心里模模糊糊的有了什么，抓不住，也不敢抓住。一路上好多扛着长枪短炮的记者都来了，杨晴往东看，红河水还在流。
坐在门槛上的人和倚在门板上的人你推我我推你的动起手来。杨晴往南看，红河水还在流。
路过的人都捂着口鼻，兔子似的跑了。太过震惊，太过恶心，杨晴反而细细端详起这小山包来，山脚下还有新倒的鸡蛋壳，烂菜叶子，种类非常丰富。
无纺布和印刷是这个镇上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它们是镇的一部分，它们构成小镇的血肉。它们的气息缠缠绵绵的在小镇上方交织着，被吸到人们的身体里，又成了人们身体的一部分。过了小桥，两边的房屋都高高低低的矮下来。杨晴沿着河边走，沿着河边低矮的绿植走，气味和刚刚分明全然不同了，杨晴闭上眼睛再闻，已经全然是垃圾的腐臭了。
不疑有他，当下杨晴就踏上少人的路。当地印刷业，无纺布可以说是两大巨头。很多民房楼下都打着无纺布、印刷的招牌。有人是家族企业，办厂大。有人是领的手工活，踩踩缝纫机，折折纸盒。走十步就是印刷，再走十步就是无纺布。再向西去，走五步就是印刷，再走五步就是无纺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