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下午一点钟的样子，我在路上飞速地骑着我的小电瓶。在拐弯的时候我被一辆汽车撞飞了。
不不，事实情况是，我自己主动飞出去的。
我实在骑得过快了，因为午后嘛，路上的车相对较少，我又有几个朋友在等着，不由自主地便骑得飞快。
到了一个大拐弯的地方，谁料到突然冒出一辆黑色的小车来。我们那小城的路很窄，在拐弯的地方如果没谨慎一点，很容易就跨到路中央去了。我跟一辆车就在路中央突然迎面相向。
刹那间我本能地紧捏刹车，但没想到的是，车是刹住了，我人却没刹住，我隐约感到一股无形的力量把我往上一送，我还想抓住车把手，却抓不到了，我摔了出去。
车也倒落在地上，转溜了一个圈圈。
对面的车也停得很及时，和我还保持了好几米的距离。过了几秒钟，死机打开车门跑过来，左右看了看，比划着我们的车距说着：“你看到了啊，我没有撞到你啊，是你自己摔倒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行车记录仪也是开起的啊，你可以看啊。”
我的头撞得青痛青痛的，但又十分清醒。我坐在地上，双手搭在膝盖，一面惆怅地听着一面老实地点头。
他又跑到前方拿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又横着手机录了一下全景，然后他就开车走了。
我也检查了一下我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问题。我就在一些无聊的老头老太的围观里，推起小电瓶离开了。
说起来那天我还真的很出息，我居然一声不吭地坚持去耍了一下午“狼人杀”，因为那几个等我的朋友只有三个人，但狼人杀至少需要一个裁判，一个枪手、猎人和无辜群众，要是我不去的话，他们就只有轮流枪毙对方玩儿了。
到了晚上，我的一只脚却变得奇痛无比，从不能沾地到接着摸都不能摸。剧痛令我想起了下午那场遥远的车祸，我意识到我没有那么走运，终于打了个车去医院躺起了。
我就这样认识了和我同一个病房的杨婆婆。
我们一个病房里住了三个人，我躺在最靠门的位置。最里面是一个瘦瘦的大爷，他几乎从不说话，始终以接近平躺的姿势闭着眼睛，脸还朝着墙壁那一侧。
照顾他的是一个阿姨，感觉她很开朗，整天逍遥自在地在床脚织着毛衣，跟来来往往的小护士开着玩笑。我一直以为她是那个大爷的老伴儿或者亲属，过了很久了才知道原来她是请来的保姆罢了，等老头出院了，她还会接下一个病人守。
她说她已经退休了，儿女在外，反正每天也很闲，帮人守病人也是这么闲着，在这里闲着还赚钱。
我倒是同意她的说法，甚至深感她的高明，病人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她也大部分时间都在打毛线，无非吃喝拉撒的时候她放下毛线，起身活动活动。每次经过我的时候，她都会感慨一句：“哎，屁股都给我坐痛了。”
她这话我深有体会，一只脚不让动的困境让我浑身难受，好在过了一段时间我自我感觉良好了起来，医生便允许我杵着拐棍起身，在病房里自由活动。
在我有了自由游荡的权力以后，我和杨婆婆的交情便日益深厚起来。一个原因是，每天护士都会推着小推车，来病房里发药，按道理她们应该温柔体贴地把每个病人的药放在床头，但是大部分情况是护士只会站在门口喊：“王XX，哪个是王XX，过来拿药！”
王XX的家属赶紧起身，去门口领药片，护士就会随即嘱咐：“黄色的水服，白色的含化，记住了吗？”
家属连说：“记住了，记住了。”
护士便推着小车喊起下一个家属的名字。
但是杨婆婆的家属常常缺席，有时候喊到她的名字时，那塌陷的枕头和泛黄的棉絮之间就会泛起一个嘶哑连绵的声音：“呃——呃——呃——”
我便开始代劳这件事，帮她接药，帮她分清怎么吃，后来我又开始帮她插体温计，取体温计，给她读数，再后来我又开始杵着棍子吧嗒吧嗒地去帮她找护士来换吊瓶，甚至有一次她突然大喊：“不舒服，肩膀痛啊，不要给我输了！”
旁边的保姆阿姨几次起身瞅她，安抚她说：“莫闹莫闹，一会儿就输完了。”
其实杨婆婆的耳朵有点背，一阵能听到，一阵又不到。她只管喊着：“我痛啊，我痛得很啊。”
我给保姆说：“你看着一下，我去找医生。”
保姆看了我几眼，给了我一个眼神。而后她就和我一起走到病房外的走廊上，跟我小声说：“妹子，是阿姨这看你是个好孩子才提醒你，换别人才不管知道吗？这个事你也去揽吗？那是医生开得好好的药，你管病人怎么叫？万一她儿子晚上来了，说药怎么停了，还说你的事，你担得起吗？我在医院啊，闹事的我见多了，别说我说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