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以为这事儿就这么过了，没想到中午休息时，听到门外剧烈地撞击声，大家都被吓住了。我壮起胆子看了看“猫眼”，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拼命在撞门，手里还拎着酒瓶。“又是个闹事的。”“书记主任都不在，怎么办？”“打110报警，快。”大家正胡乱商量着。门锁被撞开了。
够了，我忍够了！安排完所有的工作，拿着辞职申请书，坐着公交去街道。
“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街道对我们社区工作人员的要求。我心想，你骂完了出了气就算了，我能忍。低保必须要彻查了，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儿。
那男人满脸通红走进来，怒吼道：“谁是管社保的？”没人说话。“喊我老婆补资料，跑了好几趟，耍人啊！”小张躲在我身后，拿着手机拨号。“别藏了，我认得你，门口贴着你们照片呢！”那男人说着摔了酒瓶，直奔小张而来。我示意小张往资料室跑，几个同事也过来准备拦住那人。无奈那男人力气太大，又喝了酒，还没等我们靠近，发疯似地掀了桌子，砸了电脑，吓得我们几个女的不知所措。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社区的存在，它的存在给我的感觉只有盖章的功能。也许大多数人和我一样，不知道社区是干嘛的？但说起居委会，脑中立马有了印象：几个大爷大妈戴着红袖章走家串户地解决家庭纠纷、提醒大家防火防盗……
刚开始工作开展地并不顺，谁也不愿承认自己在上班。我们就让他们来社区参加公益劳动，每天上下午都来签到。有些人熬不住了，主动退出低保，还有些看别人不吃了，自己也松动了。拆迁情绪期已过，在整个街道都在严查低保的氛围下，慢慢地，工作越来越顺了。
阿姨这么生气，我不得不告诉她：“我没有工号，你如果对我工作不满意，你可以找主任反映，就在隔壁。”她不去，一定要我把低保办了。为了不激怒她，我把低保政策再次解释了一遍，她不听，我想我不说话了也许她就没劲了。没想到，她断断续续骂了一个小时，最后自己骂烦了，将桌边的一叠低保资料甩在我脸上。
接下来街道领导开了几次大会，动员所有社区的工作人员，把低保户中有能力工作的家庭转为再就业家庭，每个月领点就业补贴。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对得起这份工作，但这份工作让我很受伤。我想起那年和妹妹去富强社区盖章时，曾那么羡慕里面的工作人员，而现在却拼命想要逃离，苦涩地笑。
那一刻，我怒了，直接将资料回甩过去，没砸到她，但动静很大，隔壁主任和旁边的同事都来劝架，阿姨指着我的鼻子继续骂，主任边劝边拉着她去隔壁谈话。我收拾着散落的资料，想着前不久有个劳改犯，刚出狱，就来申请低保。我告诉他，资料不全，回去把资料补上再来。话还没说完，他吼道：“老子能拿资料来就不错了，齐不齐也要给老子吃，你再敢说一句，老子弄了你，大不了再蹲监狱，那里管吃管住，比这儿吃低保强！”说完准备动手打我，幸亏同事在旁边拦住了。
社区虽服务的是整个小区的居民，但我们接触的最多的是工作不稳定的四五十岁的中年人。偶有年轻人来办个证、盖个章，都是来去匆匆，而且特别客气；再有七八十岁的老年人拄着拐杖来领补贴，颤颤巍巍地也没有脾气；惟有中年人脾气火爆，对社会不满、生活压力大，也集中在这一批人身上。
领导交待的工作不能不照办，但凡拿了低保证和低保证明来的，就登记入册。按条例规定，每一季度要重新审核家庭收入，确定是否续保，我们也只是做做样子。
新调来负责社保的小张，是个胖胖的女生，嘴巴不饶人，脾气也不大好。那天她喊某个居民补交往年的资料，那居民把资料拿来了，她又说资料不齐，喊再去拿，居民不耐烦了，两人有点争执，我们劝开了。
那次，一位50多岁的阿姨来给自己的女儿申请低保，理由是女儿离了婚又扭伤了脚，没有收入来源。我解释说，像她这种情况可以来社区做个失业登记，我们帮忙联系就业单位。阿姨吼道：“别人开着车吃低保，你们都不查，我的女儿不能工作了为啥不能吃？我又不吃你家的钱，你凭啥拒绝我？”
因为我的工作表现突出，当年被街道评为优秀员工。那是一段少有的舒心的日子，能在工作中体现自己的价值，获得成就感，比物质上的回报更让我满足。
吵闹，是社区的日常。吵闹的原因多种多样：有的居民对政府不满但又不敢闹出大的动静，就把社区当成发泄平台；有的认为自己天生就该吃低保，如果申请不通过，一定是工作人员故意刁难。
半年后，经过重重考核，我如愿成为一名社区工作人员。我被分在一个新成立的社区，离富强社区只有一个公交站的距离。新社区的居民全是拆迁安置人员，政府给他们修了几栋高楼，集中安置在一起。新小区、新社区，一切都是新的，看似很美好的开始。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搬入，低保户数也逐月增加，我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每天都在收资料、审资料、做发放表、算低保金额……几乎没有多的时间入户调查家庭状况了，更别谈逛淘宝追剧了，我觉得当时在富强社区看到的悠闲的那一幕，一定是个幻象。
“工作是自己选的，含着泪也要走下去”。抱着这样的想法，我把彻查低保户的建议提交给了街道。街道领导很赞同，因为低保户过多的原因，他们已被区民政局点名批评了。
在吵吵闹闹中大家都练就了忍耐的好脾气，凡事三分笑，是我给自己定的“规矩”，因为“伸手不打笑脸人”。就这样又过了两年，虽然社区每天都很“热闹”，但也平安度过；虽然好几次都想要辞职，但总盼着考公务员的“捷径”能落在我身上。
现在明白，我们羡慕别人的工作，那是因为只看到它光鲜亮丽的一面，背后的辛酸谁又能知呢？赚钱都不容易，没哪一行是轻松的！好在我们还有选择，做与不做，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最重要的！
妹妹学校发的社会实践证明表需要社区盖章，我陪着她去。向路人打听社区位置，问了好几个人才找到准确地点。那是一栋老式的两层楼房子，隐藏在街边角落处，入口处很窄，仅够一人出入。进去后才看到大门口挂着牌子：××区××街道富强社区居委会。
银行、政府部门、私企单位都有保安，社区面对的人员复杂且矛盾尖锐，却没有配备保安。政府、街道认为你只是一个组织，不属于他们“系统”；居民认为你就是政府的“走狗”，离家近，出气撒野最便利，而且你还没执法权。
在车上，我半闭着眼，往事一幕幕从脑海飘过：汶川地震那天，我正在发低保，忽然地动山摇，所有人都跑光了。我赶紧把钱装回口袋，抱着口袋最后一个跑下楼，主任急得大喊：“你不要命了！”那年夏天发洪水，一楼居民房子被淹，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挽着裤腿排污清扫；居民房子着火，依然是我们，帮着疏散群众，给119让出救援通道；人口普查那段时间，白天上班，晚上到居民家中访问，两个月都没休息过；除夕晚上，大家阖家团圆的时候，我们随着社区民警在街上巡逻……
如果连人身安全都没保障了，那这份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之前也常听说某某社区工作人员被打，不以为然。亲身经历了，相信了。街道听说此事，高度重视，召集所有人开会，又是那几句话：注意工作方式，不要激化矛盾，不要和居民发生正面冲突，要多忍耐！
但低保条例并没这么规定，我准备重新审核他们的家庭收入，主任阻止了我，她说：“这次拆迁已经闹出很多事了，大家都憋着情绪没处发，你先照单全收，以后再慢慢审。”我坚持按条例办事，不然那条例写来干嘛？主任很严肃地告诉我：“去年××社区接收安置居民入住，政府专门安排防暴警察来坐镇，即使这样，有的居民还抬了棺材来，扬言谈好的条件没达到，直接死在他们面前！”“棺材！”我惊讶道。“你别不相信，这些居民啥事都能做出来，现在最重要的工作是维稳，你就收着。”
想起这些，觉得很心酸，这份工作让人觉得很没尊严，随便谁都可以来骂。不仅是我，社区每个工作人员，包括书记主任都被骂过。在这儿工作一年多，每天堆成山的工作，加班是常事，节假日要值班，这些都是我之前不曾预料的。
上班第一天，主任指派我为低保员，管理整个小区的低保工作。刚接手的时候，就有一百多户低保家庭了，他们之前在被拆迁的社区享受着低保，按他们的意思，拆迁过来自然接着吃，因为拆迁的时候谈了条件的，低保不能断。
他又去砸资料室的门，我们在旁边劝，他吼道：“再说话一起捶！”很快，门被砸开了，小张被按在地上挨了好几拳，惨叫声不断，我们上前拉扯时也被误伤了……派出所民警赶到，那男人被控制住了。再回头看小张，她手臂上全是伤，脸部浮肿，眼睛半闭着，眼角乌青，嘴边流着血。那样子吓坏了我们，大家哭着把她拉起来。就在那一刻，我坚定了辞职的心。
这时，司机转过头来说道：“车子快没油了，我得去加油，抱歉啊，帮你们换趟车！”对啊，生命不息，工作不懈，换趟“车”，继续走着！我笑了。
那年年底，我们社区被街道选为示范社区，接受区民政局的年终检查。大家忙翻了天，各自忙着补往年的资料。
阿姨看我不回话，问：“你工号是多少？我要投诉你！”工号？她认为我是公务员吧！我倒希望我是。来了社区才知道，社区的前身就是居委会，调解邻里纠纷、宣传防火防盗只是很小的一项工作，社区承担着街道下派的所有民生工作，事情多而繁杂，但定位依然是基层组织，我们都是临时工，和公务员根本靠不上边。
我和妹妹走进去后，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办公桌两两对靠着，每张桌上一台电脑，电脑边垒着厚厚的资料。工作人员都很年轻，给我们盖章的时候，我瞥见她们的电脑屏幕，有的在淘宝，有的在看剧。忽然心生羡慕，这正是我理想中的工作，悠闲自在。
对呀，之前为了维稳，没有细查。加上政策有漏洞，大家都来钻空子，现在问题出来了，个个都攀比着吃低保，好像吃不到是很丢人的事儿，这位阿姨就是这样的心理，站在桌前对我骂骂咧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