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曰：“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绍兴知府南大吉为王门弟子，听到阳明先生讲解大人之“学”，喟然叹曰：“甚哉，大人之学若是其简易也！吾乃今知天地万物之一体矣，吾乃今知天下之为一家、中国之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泽，若己推而内诸沟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又曰：“吾以亲民为职者也，吾务亲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
孔子告诉冉有，治民之道，先“富之”然后“教之”。先“富”再“教”，这个次序不能颠倒。对于其中蕴含的道理，冉有没有发问，孔子没有作进一步阐明，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孟子。
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不代表民众就能丰衣足食；风调雨顺，丰年多收了三五斗，如果为政者横征暴敛，民众生活会更加困顿。接着孟子就从民事过渡到下一个话题——征税。
朱子注：“恒，常也。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滕文公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答曰：“民事不可缓也”。朱子注：“民事，谓农事”。治理国家，各项政教事务有个轻重缓急，《大学》所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先要让民众吃饱穿暖，然后才能“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
普通民众属于“从其小体为小人”这一类，没有恒产就不会有恒心。孟子不说“有产”，而说“恒产”。所谓恒产，就是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且有安全感，不仅能解决当下生计问题，未来的生活也是有着落的。为政者只有把“贫”与“穷”的问题都给解决了，然后民众才能保持一颗恒常心。
在其位，谋其政，保境安民对于为政者来说不是施恩，而是自己应尽的本分。孟子问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让齐宣王心生愧疚，顾左右而言他。民众饥寒交迫，为了生存，就要去偷去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民风败坏，社会动荡不安，追本溯源，首先要追究为政者的责任。如果为政者自身不反省思过，不向“因”上追溯，而是直接在“果”上对治，对民众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采取高压手段来维护社会稳定，这就是“罔民”。
孟子对比分析了“助”与“贡”两种税制，苦口婆心、语重心长，认为滕文公实行仁政，应该取“助”这种税制。《诗经》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孟子由此推断出周朝的税制也实行“助”。从中透露出两点信息：其一，至少战国时代“助”这种税制已经已经随着井田制一起销声匿迹了。其二，取“助”不取“贡”，为公家付出一些体力劳动比缴纳实物地租于民更为有利，而诸侯大夫等贵族阶层更喜欢“贡”，毕竟直接收取实物来得更实惠些。
夏商周三代税制不同，无论是“贡”“助”，还是“彻”，上下浮动不大，税率大概都是“什一”，即十分而取其一。税收是国家财政的来源，孟子认为取“什一”的税率是比较合适的。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如国君选择为富不仁，则其虽富而不贵；如选择藏富于民，则不富而贵。但税率过低也不可取，如白圭在孟子面前标榜：“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
5.3 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里。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阳虎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孟子·滕文公上》）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由低到高划分为五个层次，过于繁琐。孟子曰：“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把一个完整的人区分为小体（躯体）与大体（心灵），所谓“体有贵贱，有小大”，相应的，人之需求可分为身心两个层次。躯体需要从食物中获取营养来维持生命，心灵则需要义理来充实涵养。
孟子曰：“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天有不测风云，丰年乐岁能吃饱穿暖还不够，凶年饥岁至少要让民众免于死亡，这才达到了“恒产”的标准。
滕文公对于孟子的话言听计从，后来“使毕战问井地”，可看出滕文公在滕国实行了井田制并采取“助”这种税制。农家学派的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他跟白圭一样喜欢自我标榜，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对滕文公推行井田制横加指责，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认为实行“助”这种税制也是剥削，所谓“厉民而以自养也”。许行主张不分尊卑贵贱，都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即使是贤者，不耕种则不得食，孟子批评许子之道为“率天下而路也”。
国君横征暴敛，取于民无制，其结果就是藏富于国，国富而民穷。孟子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鲁哀公以十分之二的税率对民众征税，仍感觉不够维持日常开支，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孟子不以人废言，引用了阳虎一句话：“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富”与“仁”，二者不可得兼，只能取其中一个，所谓“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朱子注：“天理人欲，不容并立。虎之言此，恐为仁之害于富也；孟子引之，恐为富之害于仁也。”阳明先生曰：“大凡看人言语，若先有个意见，便有过当处。‘为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于阳虎，此便见圣贤大公之心”。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可欺也，不可罔也”。孟子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罔”即心中迷惑，但只有对照“欺”来解释“罔”，才能把握其内涵。
朱子注：“恭则能以礼接下，俭则能取民以制”。孟子在另一章也提到了“恭俭”：“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说“俭者不夺人”，又说“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俭”是从“心”上说，如孟子曰“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应与“恭”意思接近，不是从财物上说，不应取“节俭”“俭约”这层意思。所谓不俭者夺人，不是指巧取豪夺，夺取人财富，而是夺人之志，故曰“惟恐不顺焉”。“恭俭礼下”是合在一起说道德礼仪，“取于民有制”，才涉及对民征税这个具体问题。
“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如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民有恒心，社会才能长期保持安定。社会安定是发展生产、施行政教的大前提，但刑法是靠不住的，治标不治本。治国安民需要从根本处入手，必须解决民众的生存问题，让民心安稳，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安定。
仁者爱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阳明先生曰：“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孟子先后点出了“仁人”与“贤君”，其实也是给滕文公贴上了标签，是鼓励也是鞭策，对滕文公未来实行仁政充满了期待。
滕文公问治国之道，孟子先说民事不可缓，后说兴庠序之教，正是围绕这身心两个层面展开的。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保，养也，安也，首先是养民之口，需要发展农业，兴修水利，让民众丰衣足食。解决了生存问题，其次是养民之心，兴庠序之教以化民易俗。
孟子游说梁惠王、齐宣王，诸如“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均是主张以农事为首务。
欺骗是从外面来的，君子直道而行，听从内心的道德律令，但也可能被人欺骗，发了善心却做了一件坏事，但这不是“罔”，是可以得到原谅的。明知道这样做是在为恶，但在利益的驱使下还是去做了，良知上有亏欠，对不起祖国与人民，对不起集体与他人，这就是“罔”，责任完全在自己。人具有主体性，有自由意志，有辨别善恶是非的道德判断能力，所以，他就要对他的一切行为负责。罪犯决不能把他的犯罪行为归咎于他脑细胞或神经系统发生的一系列生理与化学变化。
恒产与恒心，“恒”字涵义丰富。“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从“心”上说“恒”，“恒”就是德性。恒，常也，久也，能“恒”则能大其心，如《系辞》曰“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士与民同样为人，但此“心”能够当家做主，即使没有恒产，也有恒心，所谓“从其大体为大人”。
“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朱子注：“罔，犹罗网，欺其不见而取之也”。朱子对于“罔”字的注解不到位。我们现在说生存权是天赋人权，维持生存是民众天然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战国时代，这些词汇是不会出现的，但孟子只用一个“罔”字，把相应的意思都表达出来了。
朱子曰：“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为什么要先“富”再“教”，孟子阐述得比较完备。滕文公敏而好学，孟子诲人不倦，首先引用《诗经》“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里”以佐证“民事不可缓也”。然后，孟子再次点出了“恒产”与“恒心”，阐发二者之间的依存关系，告诉滕文公治国理政必须以农事为第一要务。
